京師大學堂
　　京師大學堂誕生于戊戌變法時期。
    光緒二十四年（1898）6月11日，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正式提出要興辦京師大學堂。同年7月3日，京師大學堂在孫家鼐的主持下在北京創立，最初校址在北京景山東街（馬神廟）和沙灘（故宮的東北）紅樓（北京五四大街29號）等處。京師大學堂是中國近代正式設立的第一所大學。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打入北京后，京師大學堂遭受破壞。1902年12月，京師大學堂恢復。吏部尚書張百熙任管學大臣。吳汝綸和辜鴻銘任正副總教習，嚴復和林紓分任大學堂譯書局總辦和副總辦。創辦于1862年洋務運動期間的京師同文館也并入大學堂。1904年選派首批47名學生出國留學。 　　
    清末，京師大學堂被直呼為“大學堂”，是全國最高學府和最高教育管理機構，也是中央政府正式承認的第一所大學，是早期學制規定的全國惟一的大學堂。大學堂的第一個辦學章程《總理衙門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中提到“京師大學堂為各省之表率，萬國所瞻仰……各省學堂皆當歸大學堂統轄，一氣呵成”。中國近代第一個學制《欽定學堂章程》（“壬寅學制”）中規定全國僅設京師大學堂一所大學，“京師大學堂主持教育，宜合通國之精神脈絡而統籌之。現奉諭旨一切條規，即以頒行各省，將來全國學校事宜請由京師大學堂將應……京師大學堂本為各省學堂卒業生升入專門正科之地”。中國近代第一個頒布實施的學制《奏定學堂章程》（“癸卯學制”）則認為全國可設多所大學，但暫先僅設京師大學堂一所，“中國地大民殷，照東西各國例，非各省設立大學不可。今先就京師設立大學一所，以為之倡，俟將來各學大興，即擇繁盛重要省分增設，并以漸推及于各省”。 　　
    自科舉制度和國子監相繼取消以后，京師大學堂即成為中國惟一最高學府和最高教育管理機構，也成為科舉取士制度的替代品。1904年京師大學堂進士館開學，招收了最后兩批科舉進士，即癸卯科（1903年）進士80余名和甲辰科（1904年）進士30余名入學；1905年國子監停辦時，一批未畢業的學生直接進入京師大學堂學習。可見，京師大學堂繼承并替代了科舉制度和國子監，是古代取士制度與高等教育向現代演進的承上啟下者。因此，很多學者如胡適、季羨林、馮友蘭、周培源、任繼愈、蕭超然等都認為，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是中國自漢代太學以來國家最高學府的惟一正統繼承者，甚至北大的歷史可以因此上溯到兩千多年前漢武帝設立太學之時。
國立北京大學
    5月，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國立北京大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冠名“國立”的大學，嚴復出任校長。民國六年（1917），著名教育和民主主義革命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他“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義”，使得北京大學思想解放，學術繁榮，北大從此日新月異。陳獨秀、李大釗、朱家驊、胡適等一批重要的歷史人物都曾在此時期在北京大學任職或任教，魯迅也在此兼講師。北大因而成為開風氣之先的“新文化運動”中心和多種社會思潮的策源地。北京大學是中國共產主義思想的重要發源地和中國共產黨早期活動的重要基地。北京大學教授“南陳北李”相約分別在南方和北方籌建中國共產黨，陳獨秀當選為第一屆中共中央總書記，曾任北京大學圖書館管理員的毛澤東自1935年至1976年去世長期作為中共實際的領袖人物。  五四運動中，民國八年（1919）5月4日，“五四運動”爆發。北京大學等北京多所學校的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羅家倫、江紹原、張廷濟為學生運動三個代表，羅家倫起草《北京學界全體宣言》，隨后舉行示威游行。軍警當場逮捕學生。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朱家驊、胡適、魯迅當時為了營救學生，不惜發動全國工商界罷工罷市。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得到了各地青年學生和人民群眾的同情和支持，學生愛國運動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國，發展成為全國性的反帝愛國運動。 　　
    1927－1929年間，北大處于動蕩之中，并遭到嚴重摧殘。奉系軍閥攫取北京政權后，于1927年悍然宣布取消北大，與北平其他八所國立大學合并為京師大學校。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先將其改為中華大學，復改為北平大學，復改為國立北平大學北大學院。1929年北大宣布自行復校，國民政府于8月6日將北大學院改為國立北京大學。
國立北京大學
　　民國十九年（1930），國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長、蔡元培先生的高足、曾三度代理北大校長的蔣夢麟開始執掌北大，翌年一月正式就職。蔣夢麟先生在胡適、丁文江、傅斯年等人的配合下，對北京大學的行政和教學制度作了很大變更，擬定了北大長期發展計劃，明確“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的基本方針，對學校工作進行了全面整頓。學校設文、理、法三學院，下設14個學系；蔣校長此次革新的重點在于教師的挑選，其基本想法是對教師只看學術上的貢獻，以期將最理想的陣容擺在北大，從而使北大面貌煥然一新。實行教授專任制，聘請了一大批知名教授，設置首批“研究教授”，特別是理學院延攬了一大批一流科學家。使北大理科得到較快發展；  蔣夢麟校長
制定《國立北京大學組織大綱》，明確辦學宗旨為“研究高深學問，養成專門人才，陶融健全品格”。按照美國的大學教育制度，對舊的教學和科學研究制度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推行學分制，要求畢業生撰寫論文并授予學位。改組北大研究院，設文科、理科、法科三個研究所，推進高等教育的正規化。蔣夢麟注重校舍的建設與擴充，將漢花園以北嵩公府的房地全部買下，多方籌集資金，1931年北大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設立合作研究特款。動工興建新圖書館、地質館、灰樓學生宿舍等三大建筑，修建了大操場；理科各系設施得到相當的改善，到1935年，北大已建成實驗室40多個，實驗儀器6716件，標本15788種，藥品及實習用具3100多 件，設備條件居于全國高校前列。 　　
    蔣夢麟掌校期間，正是民族危亡內憂外患之時，而經過亡校風波的北大卻在教學與科研水平穩步上升，被譽為“北大中興時期”。“那個時候，大家自然感覺出一種新的興奮，那就是打定主意，不顧一切，要努力把這個學校辦好，努力給北大打好一個堅實可靠的基礎。”從1930年到1937年的七年時間里內，蔣夢麟先生一直把握著北大之舟的航向，竭盡智能，總希望把這個學問之舟平穩度過中日沖突的驚濤駭浪。北大得以平穩前進，僅偶爾調整一下帆篷而已。蔣夢麟這位中國現代杰出的教育家功不可沒。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民國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變以后，北平、天津相繼淪陷，9月，北京大學奉國民政府令南遷至長沙，與清華大學、天津的私立南開大學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臨時大學前往昆明，4月2日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全校設文、理、法商、工、師范五個學院，26個系，由三校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和秘書主任楊振聲組成常務委員會作為全校行政領導機構。民國二十七年（1938）5月4日，西南聯大正式上課，次年5月北大研究院在昆明恢復并開始招生，研究生學籍分屬三校。西南聯大匯聚三校菁華，其陣容在全國首屈一指，可謂大師云集，群星璀璨。極度艱苦的條件下，聯大師生和衷共濟，弦歌不輟，以剛毅堅卓精神，維系中華教育命脈，堅持教學和科學研究。“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需人杰”，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兩彈一星元勛郭永懷、陳芳允、屠守鍔、王希季、鄧稼先、朱光亞，以及90位兩院院士，北大研究院畢業生中也走出了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黃昆、國學大師任繼愈等杰出學者。“神京復，還燕碣”，抗日戰爭勝利以后，聯大三校準備復員北歸。 　　
    民國三十五年（1946）5月4日西南聯大舉行結業典禮，光榮地完成了戰時大學的歷史使命，創造了中國高等教育史的一個奇跡。
國立北京大學
　　抗日戰爭勝利后，蔣夢麟先生辭去北大校長改任行政院秘書長，國民政府任命胡適出任校長。到任前委由傅斯年任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這位五四運動的健將、蔡元培先生的得意弟子，對北大充滿真摯感情，長期以來為北大出謀劃策，關懷備至。擔任史學系教授，民國二十八年（1939）起還親自擔任久負盛名的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傅先生此來主要處理偽北大的遺留問題及北大的復原。傅斯年代表北大接收日據時期扶植的偽北京大學，日聘教師一律斥退不用。傅斯年以天才般的辦事能力和宏大氣魄，盡瘁為北大工作，廣延教授，增加數倍之校舍。除把北大遷往南方的圖書資料和其它設施運回外，還把北大附近的相公府、東廠胡同黎元洪舊居、舊國會大廈數處力爭為北大校產。將原來的文、理、法三院擴充為文、理、法、工、農、醫六個學院，使北大成為門類齊全的綜合性大學。為胡適返國擔任校長掃除障礙，奠定基礎。 　　
    民國三十五年（1946）7月胡適先生由美返國，9月正式就任北大校長，致力于北大之全面復興，“把北大做到最高學府，做成功今日最高的學術研究機關”。是年雙十節在國會街北大第四院禮堂隆重舉行復校開學典禮。胡適先生以其絕高的威望，延攬名師，可謂濟濟多士，萃集一堂。聘任湯用彤為文學院長，饒毓泰為理學院長，周炳琳為法學院長，馬文昭為醫學院長，俞大紱為農學院長，馬大猷為工學院長，樊際昌為教務長，陳雪屏為訓導長，鄭天挺為秘書長，設33個學系(其中醫學系下設18科)、兩個專修科及獨立的文科研究所，學生總數3400多人，恢復了比過去更大的光榮。尤其新組建的工學院，在馬大猷先生等人的精心擘畫下，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先后組建機械、電機、土木、建筑、化工五學系，并已開出航空系課程，短期目標是再建立航空系、礦冶系，達到七個學系的建制規模。這對于未來國家工業化建設何其重要，惜時局變更，慘遭中輟耳，但是為后來北大恢復工學院、建筑學院等保留了火種。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夏，胡適校長擬提議在北大組建原子能研究中心，并親自聯系錢三強、何澤慧、胡寧、吳健雄、袁家騮、張文裕、張宗燧、吳大猷、馬仕俊等九人，“皆已允來北大”，后因時局變化未果。同年8月下旬，提出“十年高等教育發展計劃”，集中國家最大力量培植五所成績最好的大學。民國三十七年（1948）國立中央研究院首次院士選舉，北大10位教授入選，位居全國各高校之首。胡適校長為北大殫精竭慮，短短幾年之間，原有的文、理、法三學院均得到加強，增設的農、醫學院躍居全國頂尖，工學院也具備了相當實力。此時的北京大學學科設置齊備，實力盛極一時。
    然而時局突變，民國三十七年（1948）12月15日胡適校長離平南遷，由鄭天挺、湯用彤、周炳琳三人主持校務，但表示“我雖在遠，決不忘掉北大”。胡適在北大校長任上一心一意致力于把中國的高等教育與大學的現代化建設全力推進到一個可與歐美先進國家接軌的高度。竭力維護教育獨立、學術自由和發展高等學問、提高科研水平，為北大及中國的大學教育忘情投入。1962年2月24日，胡適先生在臺灣去世，遺體覆蓋北京大學校旗下葬，遺囑“遺留在北京的102箱書籍、手稿、文件，捐贈北京大學”。
建國后的北京大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政府于1952年對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的文理科的部分師資并入北京大學，工學院、農學院、醫學院、地質系、政法專業等脫離北京大學，或組建成新的高等院校，或并入其他相關院校。院系調整后的北京大學遷校址于原燕京大學校址，成為一所以文理基礎教學和研究為主的綜合性大學，為中國各行業培養了大批人才。
1981年被國務院批準為首批具有博士、碩士授予權的大學。1984年10月，北京大學研究生院成立，具體負責全校研究生的培養、教育和管理工作。 　　
    2000年4月3日，同根同源的北京大學與北京醫科大學合并，組建了新的北京大學。北京醫科大學的前身是國立北京醫學專科學校，創建于1912年10月26日。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學校一度名為北平大學醫學院，并于1946年7月并入北大。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中，北京大學醫學院脫離北京大學，獨立為北京醫學院。1985年更名為北京醫科大學。兩校的合并進一步拓寬了北大的學科結構，為促進醫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及理科的結合，改革醫學教育奠定了基礎。
    百余年來，北大校園中人文淵藪，英才輩出，為民族復興、國家強盛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據統計，截至2008年，北大校友中已有吳文俊、王選、黃昆、劉東生、葉篤正、吳征鎰、徐光憲、王忠誠等八人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全國共14人），12人成為中國“兩彈一星”的元勛，近1000人當選院士，北大的畢業生和教師為中國的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醫學、工程技術及國防事業、文化事業的發展做了奠基性和開拓性的貢獻。北京大學被認為是中國最優秀的大學，被世人稱為中國的哈佛。美國哈佛大學校長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講時亦稱：“哈佛大學是美國的北大”。據不完全統計，北大的校友和教師有近1000位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及美國科學院院士，中國自然科學界、人文社會科學界、醫學界等有影響的人士相當多出自北大，并且產生了一批重大研究成果。近年中國高校十大科學進展中，北大均有1到2項成果入選，在教育部科學技術委員會的官方排名中，穩居全國高校之首。 　　
    北京大學以其突出的影響力吸引著全世界的目光，全世界的政要、學者無不把到北京大學演講作為中國之行的首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