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盒

    银盒盖身相合呈扁球形。盖子和盒身上采用锤牒工艺制成对向交错的蒜头型凸纹。这种工艺与纹饰、造型是古代西亚波斯银器的特点，而与中国本土的不同。专家认为这是一件海外舶来品，银盒进入中国后，工匠根据汉代银器的特点，在盖子上焊接了盖钮，在盒底加了圈足，还在器身上留下了许多铭文。西汉时期，广州已是中国重要的港口和商品集散地。

虎节

    节，是古代用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信物，是我国古代使者所持的凭证。目前我国已出土的节有：管形节、龙节、虎节等。这些节多出土于湖南、湖北、安徽等楚文化区域。
    这件虎节长19厘米，最高11.6厘米，最厚1.2厘米。
    它用青铜铸成扁平板的老虎的形状，虎成蹲踞之势，虎口大张，尾部弯曲成“8”字形。虎身上的斑纹铸有弯叶形浅凹槽，内贴金箔片，双面共用60片。虎眼、虎耳均由细金片勾勒出。
    在虎节的正面有错金的铭文“王命命车途”，从铭文可知，它是一件调动车马的信符。
    南越王墓出土的这件虎节，从文字、纹饰等方面看，与楚文化有渊源关系。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错金虎节。

“文帝行玺”金印

    “文帝行玺”金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位置。印面边长3.1厘米，宽3厘米，通高1.8厘米，重148.5克，含金量是98%。印面阴刻“文帝行玺”四个字，应是南越文王的发布命令的官印。
     金印的印钮是一条游龙，盘曲成“S”形，龙头伸向一角，龙身上的鳞片和爪是铸成后凿刻的，龙腰隆起可以用来穿印绶。出土时，金印印面沟槽及印台四壁都有使用和碰撞的痕迹，显然，是墓主生前的实用物。
    “文帝行玺”金印主要特点以龙为钮，黄金铸成，僭（音“见”）称帝玺，打破了秦汉时期天子用玺以白玉为材料，以螭（音“吃”）虎为印钮的规制。汉朝皇帝帝玺的印面尺寸为“方寸二”，约相当于今天的2.7-2.8厘米。“文帝行玺”金印的印面边长达3.1厘米，这就逾越了汉礼。

丝缕玉衣

    玉衣又称“玉匣”，是汉代帝王和高级贵族死时穿用的敛服。以玉衣作敛装的习俗在历史上曾经风行了三百余年。汉人迷信玉，以为玉衣可使尸体不腐。目前中国考古出土的完整玉衣有十几套，南越王的丝缕玉衣是我国迄今所见的年代最早的一套形制完备的玉衣。

    南越王的丝缕玉衣，长1.73米，共用了2291片玉，用丝线穿系和麻布粘贴编缀做成。分为：头套、上身衣、袖套、手套、裤筒和鞋六部分。玉片以长方形和方形为主，还有梯形、三角形、五边形等。头套、手套和鞋子是用红色丝线穿缀边角钻孔、打磨光滑的玉片做成，里面以丝绢衬贴加固。玉衣躯干部分大多利用废旧玉器或边角玉料切成小玉片，贴在麻布衬里上，再用红色丝带在表面对角粘帖，十分规整鲜艳。

龙凤纹重环玉佩

    南越王墓出土文物1000余件(套)，其中，玉器就有两百多件，是中国汉玉的一次空前发现，其造型工艺都极为精美。

    装饰用玉在南越王墓出土玉器之中所占比例最大，品类也多，其造型设计和雕镂纹样都极为精美。11套组玉佩和58件玉剑饰在装饰用玉中，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讲都极为突出。

    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直径10.6厘米，厚0.5厘米。是一件装饰玉器，堪称国宝。它出土于墓主右眼位置，青白玉雕成，土沁呈黄白色。在设计上，玉佩分为内外两圈，内圈透雕一条游龙，外圈透雕一只凤鸟，站在龙的前爪之上。龙尾和后爪伸向外圈，凤冠和尾羽上下延成卷云纹，把外圈空间填满。凤鸟回眸凝望游龙，龙凤似喃喃细语，妙韵天成。龙凤相对，寓意吉祥。这件玉佩雕镂精细，构图完美和谐，主次分明，是汉代玉器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它的器形图案被选为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馆徽。

玉角杯

    这件角形玉杯，出土自墓主棺梈（音“砰”）头箱。用一整块青玉雕而成，青白色，玉质上佳，温润致密，呈半透明状，口缘微损。

    玉杯应是酒器，呈犀牛角造型，口椭圆，腹中空。高18.4厘米，口径5.9-6.7厘米，口缘厚0.2厘米，重372.7克。器表上面线刻一尖嘴兽，回环往复，生动逼真。

    相传犀牛角的酒杯可以溶解毒物，玉虽不能解毒，南越国的玉匠却借题发挥，就着石头的形状施刀，综合运用玉雕的各种工艺方法，如线刻、浅浮雕、高浮雕、圆雕等，在器身上巧妙布局各层纹饰，再经过细致的打磨，二千年后玉角杯仍放射出温和恬润的光泽。它表明这一时期玉雕在章法布局、材料运用、技巧发挥上走向成熟。这件玉器，既是一件美轮美奂的工艺品，又是一件融传说于现实，引人遐思的实用品，堪称是中国汉玉中不可多得的稀世之宝。